2023年4月22日，第54个世界地球日，自然资源部在地球日主场活动上宣布：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已完成。全国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315万平方公里，其中陆域生态保护红线不低于300万平方公里，占陆域国土面积的30%以上，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不低于15万平方公里。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代表性成果，也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自然资源部结合《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21—2035年）》的编制，联合生态环境部、国家林草局等部门，首次全面完成了全国陆海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真正实现了用一条红线来管控重要生态空间，为全球的生态保护与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完成已过去两年，中国在生态保护工作上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然而，与气候议题在多年前起步时类似，企业在实际开展生态保护工作的过程中仍面临“无从下手”的困境，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合规要求的模糊性和关键信息的缺失。
合规要求为何模糊
国家层面的政策和制度为地方开展生态保护工作提供了框架和指引。2024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生态环境部发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行动计划》的发布意义重大，它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决策部署的重要行动，为全面提升中国生物多样性治理水平提供了科学的指引。
然而在地方实际落实过程中，却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地方政府承担着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监测、评估与监督的重要责任，这是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关键工作。《行动计划》将生态保护红线监测、评估与监督列为优先项目，明确了一系列具体工作内容，但在实际操作中，部门地方政府未能充分发挥“裁判员”的作用，造成合规要求具有一定的模糊性。
生态保护基础工作需要专业性投入。以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为例，这是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基础，但在实践过程中却困难重重。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大量的资金投入以及科学的调查方法。一些地方尤其是基层地区，面临着专业人才短缺的问题，当地的环保部门或相关机构缺乏具备生物多样性调查经验和知识的人员，导致调查工作难以高效开展。同时，调查所需的资金也常常得不到充分保障，一些地方政府在财政预算中对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的投入有限，使得调查设备简陋、调查范围受限。此外，不同地区之间在调查标准和方法上存在差异，导致数据难以整合和共享，影响了调查结果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存在动态博弈。对于地方发展来说，落实生态保护工作需要承担两种成本，一种是落实生态保护政策所需的真实成本，包括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生态保护设施建设、监督与执法等。例如，为了加强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监测，需要建设大量的监测站点，配备先进的监测设备，这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另一种则是由于更严格的生态保护政策带来的地方企业“挤出效应”的经济发展机会成本。随着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一些原本计划在红线区域内进行的工业项目、房地产开发等活动受到限制，地方政府失去了这些项目可能带来的税收和就业机会，对地方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地方政府对于合规要求的执行弹性。在经济发展压力下，部分地方政府为了能源、基建类项目能够顺利落成，出现了“红线变虚线”的违规行为。据公开数据显示，仅2022年以来，广东省因重大项目调整自然保护区的案例就达到了15次，其中不乏“先立项后调整”“先开工后补票”的情况。这种违规操作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为地方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但却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潜在的破坏风险。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本就是为了保护重要的生态空间，一旦红线被随意调整和突破，前期的划定工作就失去了意义，生物多样性保护也将面临严峻挑战。
多重关键信息缺失
随着国家层面政策的不断完善和地方监管的日益严格，企业面临的合规压力也在骤然增加。随着《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试行）》的实施，企业需要更加详细地披露与生态保护红线相关的信息，这对于企业来说是一项全新的挑战。然而，企业在应对不断上升的合规压力时，面临着多重关键信息的缺失。
主动开展保护工作的实践标准缺失。目前，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企业大多“被动地”依靠环评报告中的审查来判断自身是否合规，而对于具体的合规要求并不了解，开展相关保护工作缺乏可操作性的标准和方法学基础。企业不知道如何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要求，也不知道应该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来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同时，能够科学地协助企业开展生物多样性工作的专业咨询机构较少，企业在遇到问题时难以获得有效的帮助和指导。
与自身业务关联的意识和数据缺失。从意识层面来看，总体参与度比较低，很多企业认为生物多样性与自身业务没有直接的关联性，缺乏主动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积极性。即使有一些企业有参与的意愿，但由于缺少实践所需的渠道、资源等关键信息，常常感到无从下手。从数据层面来看，生物多样性保护所需的“底层数据”需要政府、学界、业界三方的联合构建。企业缺乏对自身业务活动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了解，不知道在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内的生产经营活动可能会对当地的生态系统造成哪些具体影响，也无法准确评估采取生态保护措施所带来的效果。
覆盖全价值链闭环的空间信息缺失。生态保护工作对于空间信息的要求较高，而企业在收集全价值链的空间信息方面存在相当大的难度。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其供应链可能涉及多个地区，从原材料的采购到产品的生产、运输和销售，每个环节都可能涉及不同的生态区域。要准确收集这些环节中的空间信息，了解企业活动在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内的分布情况，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对于很多企业来说尤其是中小企业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企业可以如何做
培养底线思维。生态保护红线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底线”，它的划定为中国的生态保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企业在合规压力下开始逐渐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但总体上仍处于从“被动合规”向“主动合规”过渡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企业培养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底线思维尤为重要。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更是企业和社会各界共同的使命。
补齐专业短板。企业需正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专业壁垒，建立系统化能力建设机制。可设立专项培训基金，定期组织生态学专家对项目规划、环境评估等关键岗位员工进行定向培养，例如能源企业可为矿区管理人员开设濒危物种识别课程。引入数字化工具弥补技术缺陷，如使用卫星遥感+AI识别系统监测厂区周边生态变化，替代传统人工调查。条件成熟的企业可组建内部生物多样性保护部门，聘请生态学背景专业人才主导保护方案设计，同时与第三方认证机构合作建立企业级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实现影响评估、保护措施、成效追踪的全流程数据化管理。
融入日常运营。企业可以把生物多样性保护拆解成具体动作，从项目规划到生产环节逐步落实。比如在开发新项目前，先通过政府发布的生态地图避开保护区域；采购原材料时，优先选择环保达标的供应商，避开生态红线内的工厂；生产过程中，定期检查废水、废气处理设备，减少对周边动植物的影响。还可以设立专项预算，用于修复施工中被破坏的植被，或者给员工培训生态保护知识，把环保意识变成日常工作习惯。
联合各方资源。企业不必单打独斗，可以主动和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对接。例如申请接入国家生态保护数据库，了解工厂周边有哪些重点保护物种；与高校合作开展简易生物调查，用手机App记录厂区附近的动植物变化；在行业内发起数据共享，比如物流公司联合绘制运输路线生态地图，绕开敏感区域。对于中小企业，可以参加政府组织的环保培训，或者通过行业协会获取操作指南，用低成本方式满足合规要求。
南方周末研究员 邹力
责编 孙孝文
